张秀琴等：《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论》教材的形成史探究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论》教材的形成史探究
关键词：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论；教材体系；形成史
一、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教材的奠基性构成
（一）苏联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体系的形成
从19世纪末、20世纪初到苏联哲学教科书体系的形成，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的体系与构成一直存在于诸多不同思想的讨论和交锋之中。第二国际理论家考茨基对历史唯物主义作了“经济决定论”的解释。拉法格在《思想起源论》中，则将“经济决定论”视为马克思主义提供给工人的新工具。德国社会民主党中的“青年派”思想首领保尔·恩斯特则将经济因素在社会发展中的决定性作用予以绝对化。同时期还出现了以伯恩施坦为代表的“修正主义马克思主义”，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中的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法进行了所谓的“修正”，削弱了其革命性和批判性向度。普列汉诺夫也强调历史唯物主义不过是以宇宙为出发点的唯物辩证法在社会学方面的应用，这就使得“辩证唯物主义”几乎要脱离被单向度理解（即被多少等同于经济决定论）的“历史唯物主义”而成为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的代名词。[1]由于社会主义建设实践的需要，苏联马克思主义哲学家们尝试从更加系统全面的视角对马克思主义理论进行体系化归纳，这就使得苏联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体系应运而生。把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教科书化，是苏联时期对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全球传播与接受所做的最为重要的工作之一，其影响和意义颇为深远。
提及苏联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体系，通常会首先想到斯大林，“斯大林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教科书为马克思主义哲学所构造的理论体系，影响了一整个历史时期。”[1]而斯大林的整体构想则直接受到了普列汉诺夫和列宁的影响。首先，斯大林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一文就是在完成列宁提出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是“整块钢板”的理论构建任务。列宁是在1909年发表的《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一文中提出了“整块钢板”说，从而阐述了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统一性关系。其次，斯大林将历史唯物主义看作一种“推广论”，其直接来源于普列汉诺夫在《论一元论历史观之发展》和《唯物主义史论丛》等著述中曾多次提到的应用说和列宁在1913年的《马克思主义的三个来源和三个组成部分》中提出的历史唯物主义就是把唯物主义对自然界的认识推广到人类社会的说法。此外，德波林和布哈林等也对苏联教科书体系的形成作出了不可忽视的理论贡献。德波林于1916年出版了《辩证唯物主义纲要》一书，成为一些大学课堂讲授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主要依据。1921年布哈林出版《历史唯物主义理论:马克思主义社会学通俗教材》则是更明确地以教科书形式将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体系化的最初尝试。[2]总体来看，与第二国际理论家多强调历史唯物主义相比，第三国际即苏联理论家多强调辩证唯物主义，但前者片面地将历史唯物主义解读为经济决定论的社会发展理论（即所谓“社会学化”）的努力在后者这里并没有得到很好地扬弃。这一倾向稍后被西方马克思主义创始人指认为造成了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哲学维度的丧失（科尔施）以及因此所造成的对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误解（卢卡奇）。虽然如此，1920—1930年期间苏联理论界大量出现的对于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的探索式建设特别是其中的芬格尔特和萨尔文特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1929年）以及米丁等人的《辩证唯物论》（1932）和《历史唯物论》（1934）等的陆续出版，依然是在尝试落实列宁的“整块钢板”式统一论，即坚持将马克思主义哲学解读为由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两部分结构构成的哲学体系（这也是苏联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体系的标志性特征），以试图克服第二国际理论家那里的单向度突出历史唯物主义的做法——虽然在批评者看来，无论是在前者那里还是在后者那里，都没能真正理解列宁所提出的将重点落实在“历史唯物主义”中的“历史”概念和“辩证唯物主义”中的“辩证”概念上。
斯大林正是基于上述理论成果特别是米丁的贡献，于1938年发表了《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正式官宣了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结构构成的经典表述，即它由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构成。根据这一经典表述，历史唯物主义“就是把辩证唯物主义的原理推广去研究社会生活，把辩证唯物主义的原理应用于社会生活现象，应用于社会，应用于研究社会历史。”[3]629这就是所谓的“板块说”+“推广论”。虽然这样的教材体系在日后、特别是在西方马克思主义那里备受诟病（西方马克思主义也因此为契机在20世纪形成），但无法否认的是，其鲜明的特点即语言通俗、内容简明、结构清晰并紧密结合苏联社会建设实际要求等，非常有利于马克思主义哲学面向大众的传播与接受，因此为普及马克思主义哲学基本原理作出了非常重要、几乎是不可替代的贡献。虽然无法否认的是这也多少使得马克思主义创始人、特别是马克思的一些重要理论观点被忽视甚至因简单化处理而造成各种原因的曲解，例如对于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机械的板块式区分，使得两者之间的辩证统一关系出现了一定程度的割裂，从而不利于真正理解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整体性结构的完整和总体辩证法内涵的有机性这些列宁一直强调的重点。但总的来说，苏联的哲学教科书体系一方面有利于人们更快捷地理解和接受马克思主义哲学基本原理，促进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通俗化传播广度，但另一方面它也并没有能够完整地呈现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体系与框架的统一性全貌特别是其深度。后斯大林时代，康斯坦丁诺夫主编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1956）作为当时苏联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中最典型、最具权威性的代表，将辩证唯物主义进一步划分为唯物论、认识论和辩证法，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视为是对斯大林体系的反思和补充。这样的反思在20世纪80年代表现得日益明显，许多苏联学者开始重新明确主张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本质上的一致性，其中影响最大的是1989年弗罗洛夫主编的《哲学导论》，取代了一直主导苏联哲学界30多年的康斯坦丁诺夫版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强调把人作为哲学研究的主要对象，由原先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两大部分与唯物论、辩证法、认识论和唯物史观四大板块转变为以人为中心的核心线索。
（二）苏联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体系在中国的传播与接受
20世纪30年代后期，中国学界进步知识分子开始着手译介苏联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并在此基础上尝试编写本土化教材。“1951年，中国人民大学首先在本科开设了马克思主义哲学课，同时，开办了培训马克思主义哲学师资的研究班。随后马克思主义哲学逐渐成为各大学本科的必修课”[4]，而作为这一时期课程教材的正是苏联版教科书，特别是1959年出版的康斯坦丁诺夫《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的中译本，不仅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成为国内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主要教材，而且对我国哲学界也产成了重要的影响。我国真正自主编写的第一本马克思主义哲学教材则是于1961年出版的由艾思奇主编的《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它虽然基本延用苏联版教科书的整体理论框架，但在内容上却紧密结合了中国的革命与建设实践，并突出了毛泽东思想特别是《矛盾论》和《实践论》对于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的独特贡献（这也被日后西方马克思主义学界所接受，例如阿尔都塞等人对毛泽东思想在马克思主义辩证法思想的创新发展中的贡献给予了高度评价）。艾思奇版教材于1978年由肖前、韩树英等执笔，基于社会发展需要进行校订和调整后再次出版。
改革开放初期，在1981年和1983年出版了肖前主编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肖前版教材虽然在形式上仍延续之前教材所惯常使用的框架和逻辑（即上册《辩证唯物主义》、下册《历史唯物主义》），但在内容上作了更多的补充，特别是尝试以实践唯物主义来统合过去“板块说”和“推广说”存在的体系性缺陷。由于此书编写的时间比较短，教材还没有能够从整体逻辑上对原来的教科书体系进行彻底的变革，但已经呈现出了调整的初步方向，正如肖前先生所指出的“争得了实践唯物主义的指导地位，为理论进一步发展打下了较好的基础”[4]。正是这一版本的铺垫，在之后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教材中，实践的观点逐渐被更多人视为教材写作的首要和基本的观点，为“走出”苏联教科书体系作出了重要贡献。
（三）改革开放至“05方案”前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
1986年，吉林大学高清海教授所著《马克思主义哲学基础》出版，“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研究开始逐渐由‘教科书哲学时代’走向‘教科书哲学改革时代’”[5]。该书继续将“实践”作为理论与现实的重要中介，以期更加充分地反映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科学性、革命性和整体性。该书认为，旧有的哲学教科书体系由于将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当作互相独立且平行的模块进行介绍，所以不可避免地存在三大问题：一是没有能从根本上将马克思主义哲学与旧哲学作出区分；二是没有很好地体现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的革命性；三是忽视了理论与现实的统一性，即没有突出实践的作用。因此在此版教科书编写过程中，作者试图作出一些改变以呈现马克思主义世界观、认识论、方法论的统一性。20世纪90年代初，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国家教委组织专家根据时代发展需要重新编写哲学教科书，其主要成果就是1994年肖前主编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以“力图把实践的观点作为中心线索贯穿于全书”[6]II，这也影响了马克思主义哲学教材日后的编写体例。直至“05方案”实施前，在高校影响较为广泛的重要教材，如陈先达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和李秀林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第五版）等，都基本遵循了“教科书哲学改革时代”的特点，即重视实践的辩证中介作用，以期突破在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之间进行非此即彼的二元论化选择的倾向，以期扬弃苏联教科书体系中的不足，力图真正实现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体系的整体性、统一性和科学性。
总体来看，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体系在苏联哲学教科书体系影响下形成，其发展路径可分为如下三个阶段：一是新中国成立初期的模仿照搬（“走进去”逻辑）；二是改革开放之后的反思和改进（即“走出去”逻辑）；三是20世纪80年代之后的突破重构（即创新逻辑）。因此，我国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体系的建设最初是在深受苏联哲学教科书体系的影响并随着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与接受过程中逐渐展开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也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和哲学教科书体系中国化的过程，所以我们在考察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体系形成史时，既不能脱离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与实践，也不能忽略对苏联哲学教科书体系的由来之考察。
二、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原理的教材建构史
（一）改革开放初期及之前的政治经济学教材
我国学界对于政治经济学原理的教材版体系化努力，也受到苏联的影响。苏联学者列昂节夫的《政治经济学》一书的中译本，早在新中国成立前的根据地时期就已产生较大影响。斯大林主持编写的《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和《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中译本分别于1953年和1954年出版，成为新中国成立初期经济学课程的权威读本。其中，《政治经济学教科书》分为“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两部分，第一部分批判资本主义制度，第二部分解释计划经济体制。在此期间，我国学者也依据苏联版教材开始逐步探索自己本土化的政治经济学教材，如于光远和苏星主编的《政治经济学》（1961）和徐禾等主编的《政治经济学概论》（1973）等，都作了重要尝试。
直至改革开放初期，我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教材体系建设依然一直延续苏联教科书体系框架，即采用如上述的资本主义部分+社会主义部分的“二分法”。随着改革开放的开启与持续推进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建立和完善，我国政治经济学教材也作出了相应的改变和调整，特别是在教材的社会主义部分更侧重于分析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而不再像以往那样着重介绍计划经济体制[7]。这一时期出现的代表性教材有蒋学模主编的《政治经济学教材》（1980）、宋涛主编的《政治经济学教程》（1981）、厉以宁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1986）、卫兴华主编的《政治经济学原理》（1990）以及国家社科司组编的《政治经济学》（1993）等。
（二）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原理教材及课程的出现
在我国高校的课程体系和教学体系中，政治经济学特指的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但是在我国早期的政治经济学教材中，多用“政治经济学”“政治经济学（社会主义部分/资本主义部分）”或“社会主义经济学”等方式冠名，以“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命名的课程及教材直到20世纪90年代末才正式出现。总的来说，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来命名课程及教材能更有助于学生一目了然地了解教材的内容，同时也有助于深化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界定并将其与非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进行明确的区分。
教育部在1998年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理论课的课程设置进行了大范围的调整，“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作为独立课程重新登上高校讲台”[8]，同时也开启了新的教材体系建构进程。按照教育部社科司组织编写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原理教学基本要求”的指示，中国人民大学的卫兴华和林岗教授主持编写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原理》教材并于1999年出版。这一版教材增加了“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相关章节，后经修订多次再版。2003年，为满足全国普通高校“两课”教学基本要求，该教材又增加第六章“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和第七章“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和运行机制”这两章作为社会主义部分的内容构成，同时压缩了资本主义积累及其历史趋势等资本主义部分的内容构成[9]。与此同时，除了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课程和教材名称进行更为精确的表述之外，国内学者也开始日益注重从理论内容方面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教材的相关叙述方式进行创新性探索。例如2002年由逢锦聚、洪银兴、林岗、刘伟主编的《政治经济学》，除了按以往教材分资本主义社会和社会主义社会两部分的结构体系安排内容框架外，更为注重对政治经济学一般理论的叙述，即突出政治经济学作为一门研究社会生产关系、经济关系和经济规律的科学所具有的一般性；并且重视时代最新科技发展成果，以增强教材的前沿性，特别是引入了“虚拟资本”等最新内容。20世纪末、21世纪初相继出现的其他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教材，还包括白暴力主编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原理》（1998）；任祖耀主编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原理》（1999）；刘建军主编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原理》（2002）；张雷声主编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原理》（2003）；顾钰民、尤立喜主编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原理》（2003）等等。它们对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原理的积极探索和构建，在许多方面都极大推动和深化了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研究，也为之后“05方案”的提出和《原理》教材的编写作了重要的理论准备。
总体来看，国内学界对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原理的教材式探究要略晚于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的相关探究，截至2007年（《原理》教材问世前），政治经济学原理教材的发展过程可大致分为两个阶段：一是新中国成立到改革开放初期，这一阶段的主要特点是教材体系主要由“资本主义社会部分”和“社会主义社会部分”两大块构成，且重点介绍计划经济体制问题；二是改革开放后到“05方案”实施前，这一时期的教材内容建设在社会主义部分更为注重阐述我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问题。除了这些主要聚焦于内容建设的努力以外，21世纪初国内学者也更多地开展了对传统政治经济学原理教材“二分法”体系结构的反思，开启了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教材的改革探索之路。这些努力在很大程度上体现在新版《原理》教材的内容编排上，特别是其中第四章“资本主义的本质及规律”和第五章“资本主义的发展及其趋势”部分。通过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的梳理以及对以往政治经济学教材的借鉴，《原理》基本按照《资本论》三卷本的整体逻辑展开相关表述，即首先介绍马克思价值理论特别是其核心要素即劳动价值理论，通过对劳动价值论的形成与实现（即广义生产劳动的诸环节，如生产、交换或流通、消费和分配等）的总体分析揭示价值实体和实现形式的资本主义社会的本质属性及其历史规律，从而阐明了马克思价值理论的核心即剩余价值理论及其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社会历史规定性，最终揭示出资本主义社会在生产方式上（作为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辩证关系）不可避免的内在矛盾及其历史发展趋势（特别是危机理论），以指明社会主义必然取代资本主义的人类社会发展必然规律性。
三、科学社会主义原理的教材体系形成史
科学社会主义原理是马克思主义的重要组成部分，主要研究无产阶级解放运动的发展规律，包括经济、政治等领域的革命规律和建设规律等。从2007版直到最新的2018版《原理》教材，都主要是在教材的第六章和第七章涉及对科学社会主义内容的介绍。以“2018版”为例，其第六章“社会主义发展及其规律”和第七章“共产主义崇高理想及其最终实现”这两章就介绍的是社会主义的形成过程、一般原则以及未来共产主义社会的特征等基础理论，并将共产主义远大理想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相结合，以期培养学生坚定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理想信念并积极投身社会主义建设事业。
与上述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和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原理教材探究工作一样，《原理》教材中对于科学社会主义原理部分内容简明而又清晰的论述离不开科学社会主义原理教材自身的建设与发展成果。科学社会主义虽然伴随马克思主义诞生而出现，且是马克思主义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但从1977年开始它才作为课程教材形式得到重视。“1977年胡耀邦同志到中央党校主持工作，在他的倡议下，各级党校才普遍建立起科学社会主义这门课程的”[10]374，之后高校也才开始设置科学社会主义相关课程，同期出现了最早一批“科学社会主义”相关教材（虽然此时的教材编写整体处于尝试阶段，理论性和逻辑性尚待进一步深入和完善），直到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根据中共中央的有关规定，原国家教育委员会于1988年初把‘科学社会主义的理论与实践’作为全国高等学校硕士研究生的一门公共政治理论课”。[11]1990年，高放主编的《科学社会主义的理论与实践》出版，并作为全国高校硕士生教材使用。总体来看，该教材在结构上“按照纵横交错、理论联系实际的原则构建了一个新体系”[11]，在立足现实的同时又积极展望未来，既立足国内又面向世界，为我们完整呈现了科学社会主义在世界范围内产生、发展和实践的历史过程。
20世纪80年代到90年代初，是我国学界对于科学社会主义原理教材建设较为集中的探索阶段。这一时期出现了诸多科学社会主义内容相关的教材，如分专题展开阐述的孔繁锦主编的《科学社会主义》（1985）、王兰垣主编的《科学社会主义纲要》（1986）、郑建邦主编的《科学社会主义原理》（1993年）和徐鸿武主编的《科学社会主义》（1994）等。按时间线索进行编排的教材则包括赵曜等主编的《科学社会主义基础》（1986）和刘佩弦主编的《科学社会主义史纲》（1984）等。这些教材都从不同角度呈现了科学社会主义原理的理论结构与体系特征。在科学社会主义学科化教材体系探索与建设的影响下，21世纪以来的《原理》教材进一步浓缩了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的形成和发展史，选取了较为重要的历史节点和历史事件如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建立、社会主义在苏联的实践以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特别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在当代取得的令世人瞩目的成果等内容，来组织编写科学社会主义原理部分的章节内容，从而使得学生在学习过程中能够对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从理论到实践、从一国到多国的形成与发展史有较为完整清晰的认识，增强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的自信心、荣誉感和使命感。
四、《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论》教材的发展起点
20世纪80年代起，国内学者开始了对《原理》教材编写的初步探索，尝试将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各个部分进行融合并构建一个更具有全面性和系统性的阐释体系，出现了如许征帆主编的《马克思主义原理》（1988）、陈先达主编的《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教程》（1988）、冯契主编的《马克思主义原理教程》（1988）、金顺尧主编的《马克思主义原理教程》（1993）、顾海良主编的《马克思主义原理新编》（1997）等代表性教材，起到了开创性和奠基性的作用。在《原理》教材问世前，全国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程的设置遵循的是“98方案”的规定，即共包括7门课程，其中涉及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和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原理部分，但缺少科学社会主义原理部分。为进一步加强和改进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建设，中共中央宣传部、教育部于2005年印发了“05方案”，明确指出要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课作为四门本科思想政治理论课必修课程之一，且要求该课程旨在讲授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帮助学生从整体上把握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正确认识人类社会发展的基本规律。
新的课程体系的出现需要新教材的支撑，《原理》教材也应运而生。教材的第一版也即2007版教材对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阐释即主要立足于马克思主义的三个组成部分，即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原理和科学社会主义原理。可以说，至此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三大组成部分终于合体了——特别是从结构体系来看。但要注意的是，单纯从这三个我们所熟悉的组成部分出发实际上不足以完全涵盖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全部。《原理》教材编写组的首席专家逄锦聚就曾指出，“加强对马克思主义整体性的研究和把握与对马克思主义丰富内容进行分门别类研究是相辅相成的，可以相得益彰”[12]，也就是说可以分为三部分内容对马克思主义进行理解，但要在注重马克思主义理论三个组成部分内容的同时，突出对马克思主义理论整体性的阐释。
自2007版《原理》第一版教材开始，目前已经历经了7次重要的修订。《原理》（2018年修订版）教材在整体上仍可以概括为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政治经济学原理和科学社会主义三大部分，但是教材的修订不仅仅是结合时代内容的推陈出新，更是对马克思主义各个基本理论更加深入的剖析、精简和融合。历史唯物主义基本原理贯穿教材始终，运用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科学社会主义分析的各个过程，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是历史唯物主义在不同领域的具体实现；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阐明资本主义的实质，为教材阐释科学社会主义理论提供了内在的理论逻辑；科学社会主义是其他两大理论的现实归宿。这三部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相互联系，在《原理》新教材中得到了愈加充分的体现。在哲学原理部分，新教材的编写从一开始就吸收了我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界对于苏联教科书体系的理论贡献，特别是将实践的观点贯穿全书。新教材在第二章中，明确将实践与认识放在同一层面来进行对认识论的叙述。对于实践的介绍不再以实践是认识的基础开场，而是由实践自身的本质与结构为开端，展开对于认识论部分的介绍，从结构和内容中都突出了实践的基础性地位，改变了之前旧教材中实践在认识论中存在的一定程度的缺席和被忽视的情况，真正将实践更深层次地融入哲学原理的认识论部分。新教材在介绍资本主义新变化的过程中也依据现实变化改变了叙述的重点，更为直接地指出资本主义社会所存在的经济发展“失调”、政治体制“失灵”和社会融合机制“失效”等最新变化所引发的后果，更直观地对资本主义的内在矛盾作出了揭露。新教材在重视对基础理论阐述的同时，还紧跟时代发展的步伐，融入最新理论知识，调整叙述的语言和方式，完善细节阐述的话语，将抽象的理论内容生活化，贴近生活实际和学生兴趣，为教师教授和学生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提供可靠便捷的工具，有助于学生将马克思主义理论内化于心，更好地引导学生将理论与现实相联系，在学习中提升思辨能力和理论素养。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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